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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洞察天机的圣人 却也是逆反思维的缔造者丨参赛作品

2016-11-23 16:06:49

[导读]一杯水斟得太满就容易满溢而出,放眼观万物亦如是。“功成身退,天之道”,这隐含了老子的“避隐”想法以及“侠客”观念。一个修为或地位达到极致的人,若再求更高的收获就容易异化。

《道德经》是春秋时期老子的哲学作品,是道家哲学思想的重要来源。全书以“道德”为主题,从哲学角度出发,以辨证思想展开论述修身、治国、用兵、养生之道。包含广博的知识见闻,文意深奥而耐人寻味,值得读者反复咀嚼,常读常新。

《道德经》文意深奥而耐人寻味(资料图)

春秋战国时期,周王室势微,各诸侯为了争夺霸主地位,战争不断。严酷的动乱与变迁,让老子目睹到民间疾苦,作为周朝的守藏史,他提出了治国安民的一系列主张。后来在函谷关的关令尹喜的敦促下,老子以自己的生活体验和以王朝兴衰成败、百姓安危祸福为鉴,溯其源,《道德经》便由此诞生。

以下,将分析《道德经》里,老子对固有的普世观点提出的新看法,并思考这种“逆反”思维是否“通行”于现实社会。

《鬼谷子·捭阖》开篇首句:“粤若稽古,圣人之在天地间也,为众生之先。”意为,从古至今,圣人生于天地之间,就是要成为众人的先导。鬼谷子从一开头就强调了个人应该充分发挥自己的作用,展现自我,引导大众。这是鬼谷子“欲为人先,闻达于天下”的为人处世观。这种观点也符合战国时期士大夫诸侯欲在乱世大施拳脚的想法。

一杯水斟得太满就容易满溢而出(资料图)

而老子的观点则恰恰相反。《道德经·第九章》:“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揣而锐之,不可长保;金玉满堂,莫之能守;富贵而娇,自贻其咎。功成身退,天之道。”财物执其盈满,不如适可而止;铁柱磨成锐针,不可长期保存;黄金美玉满室,不知何人能守;因富贵而生骄奢,是自找麻烦。功成名就便隐退,是自然之道。

这是老子处事的中庸之道。人们的欲念是无穷无尽的,一个需求被满足,一百一千个新的需求就会涌现出来。在老子看来,此举是过度纵欲的。他“变”常规,提出“不如其已”,认为凡事都应适可而止。一杯水斟得太满就容易满溢而出,放眼观万物亦如是。“功成身退,天之道”,这隐含了老子的“避隐”想法以及“侠客”观念。一个修为或地位达到极致的人,若再求更高的收获就容易异化。如武功盖世的侠客,若求更多的力量权利就容易干预政治;功高盖主的将军,若求更多的富贵荣华就容易谋反叛乱;万人之上的君王,若求更高的地位权益就容易走入炼丹求永生的歧路。老子看透这一规律变化,因而提出与世人惯性思维所不同的观点:功成身退,天之道。

又见《道德经·五十六章》:“知者不言,言者不知。塞其悦,闭其门,挫其锐,解其纷,和其光,同其尘,是谓玄同。故不可得而亲,不可得而疏;不可得而利,不可得而害;不可得而贵,不可得而贱。故为天下贵。”真正明白心灵深处感悟的人是不妄言的,妄言的人不是真正明白的人。不露锋芒,是大道玄同的奥义。不特别亲近、疏远、利益、危害、敬重、排斥他人的人,是天下间的贵人。

这是老子为人的中庸之道。后来,庄子亦在《逍遥游》中表达了与之相近的观点:“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一个内涵修养极高的人,是内敛,不张扬,不锋芒毕露的。正可谓:“上善若水,水利万物而不争。”中庸者,不锐利,不尖刻,平滑如水,圆润如球,常隐没于众人中,贵人、至人、神人、圣人皆如是。

在我看来,老子的中庸之道可作为个人修养之道而大行于天下。在社交场合里,有内涵的人总是侃侃而谈,不争锋相对、不好出风头。相反,锋芒毕露的人就容易夸夸其谈,刻意表现自己,反倒让听者不适。但中庸之道行之甚难,作为芸芸众生里的肉体凡躯,我们若能在“欲求盈满”的心态上,加诸老子的中庸之道来规范自己的行为,大抵已是很高的修养。

《韩非子·难言》曰:“华而不实,虚而无用。”韩非子认为,只有华美的外表而缺乏实际的内容,便空泛而不实用。此言有理,亦契合普世观念。我们常常以一件事物能否直接为我们增加利益而断定其“有用”或“无用”。但有些时候,“有用”与“无用”之间是可以相互转化的,仓促地评判一件事物有用或无用是武断的。

此果不材之木也,以至于此其大也(资料图)

一棵树枝细而弯,树根蜷曲而疏松,树叶不能入药,还有害处的树是不是无用之树?大抵常人都会认为这是一棵无用的树。我们且看庄子在《南华经·人间世》是怎么说的:“南伯子綦游乎商之丘,见大木焉,有异:结驷千乘,隐,将芘其所藾。子綦曰:‘此何木也哉!此必有异材夫!’仰而视其细枝,则拳曲而不可以为栋梁;俯而视其大根,则轴解而不可以为棺椁;舐其叶,则口烂而为伤;嗅之,则使人狂醒三日而不已。子綦曰‘此果不材之木也,以至于此其大也。嗟乎,醒三日而不已。’子綦曰:‘此果不材之木也,以至于此其大也。嗟乎,神人以此不材。’”子綦认为,这棵树树枝细而拳曲难做栋梁,树根木纹绕旋如搓麻绳,而且木质疏松易脆不能做棺。伸手摘叶,舔则辣似火烧,嗅则昏似酒醉。过了三夭,舌尖还溃烂,头还晕。可见这种树毫无用处。但正是由于这种树“无用”,它才不至于被砍倒,而撑开一片树荫,供过路的人乘凉。是以庄子言:“人皆知有用之用,而莫知无用之用也。”万事万物,存在即合理,只要存在便有其大用。

相似的,若有人问:无形的东西有用还是无用呢?人们必定会答:既然无形,何用之有?那么,我们再来看老子在《道德经·第十一章》里表达的观点:“卅辐共一毂,当其无有车之用。然埴以为器,当其无有器之用。凿户牖以为室,当其无有室之用。故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卅根辐条围成一个轱辘,因为中间有空车才能行进。燃烧粘土使其成为器皿,因为中间有空器皿才能容纳。开凿门窗建造居室,因为中间有空居室才有光明。有形的东西之所以被人们利用,是因为看不见的无形在起作用。

人们常常忽略无形无用的物品,以功利目光看事物,如果不能直接为人们完成某种目的,则会认为它们无所用途。而实际上,正是这些无形之物成就了有形之物,正是这些无用之物在生活的某个角落默默发挥大用。

很多时候,我们应该像老子一样,看待事物的眼光要全面,不以直接功利的目光看待事情,尝试从侧面出发,也许就能发现所谓“无用”、“无形”之物的“大用”。

老子之后,庄子有言:“不材之木无所可用,故能若是之寿。”民国时代,张爱玲亦言:“无用的女人,是最最厉害的女人。”至当代,周国平也持同样观点:“世上有味之事,包括诗、酒、哲学、爱情,往往无用。吟无用之诗,醉无用之酒,读无用之书,钟无用之情,终于成一无用之人,却因此活得有滋有味。”再看莫言在诺贝尔颁奖典礼上的发言:“文学和科学相比较,的确是没有什么用处。但是文学的最大的用处,也许就是他没有用处。”

可见,老子“无用”即“大用”的观点,是适行于每个年代每个社会的。以一种辩证、全面的目光看待事物,是老子要传达给后人的重要思想。

《论语·颜渊第十二》有言曰:“子贡问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

老聃则以逆反思维来看待国家的危乱之际(资料图)

在孔子观念里,“民无信不立”,若民众无“仁”与“礼”,对国家缺乏信心,国家就会灭亡。而“仁”、“礼”以及对国家的信任,需要上层阶级对民众不断教化并加以指导才得以产生,于是他提出过许多教化民众、规范政治的观点。教化民众的观点有如《论语·学而第一》:“子曰:‘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后生小子,在父母跟前,就孝顺父母;离开自己房子,便敬爱兄长;寡言少语,说则诚实可信,博爱大众,亲近有仁德的人。这样躬行实践之后,有剩余力量,就再去学习文献。而治理国家则有《论语·学而第一》:“子曰:‘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孔子认为:“治理具有一千辆兵车的国家,就要严肃认真地对待工作,信实无欺,节约费用,爱护官吏,役使老百姓要在农闲时间。”

孔子认为,大道废,民无信,仁礼不施,国家将亡。而老聃则以逆反思维来看待国家的危乱之际。

《道德经·第十八章》:“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与孔子的教育思维不同,老聃认为,“物极必反”。当事物运行到一定程度,就会阴阳相互转化。大道被废除,就会出现仁义;贤惠频出,就会混杂大伪;亲人不和睦,就会彰显慈孝;国家混乱,忠臣由此产生。

老子于《道德经·第四十章》有言:“反者,道之动。”物极必反,是事物运动的自然规律。阴阳相生,若行至山穷水尽、道尽涂殚之处,必能柳暗花明,绝渡逢舟。

“是以兵强则不胜,木强则折。强大处下,柔弱处上。”自视兵强而发动战争则不可能赢得胜利,树木强硬则必然因为枯萎而被折断,强大的总是处于下降地位,柔弱的才是处于上升地位。可见,老子的辩证观点在我们遇到挫折或困境之时,是有积极鼓励作用的,而在我们登上高峰之时,又能告诫我们切勿骄奢淫逸。

每一件事情都不是绝对的,物极必反,阴阳相生,我们要以辩证的观点看待成功与失败,这是老子对后人的告诫。

《道德经》第三章:“不尚贤,使民不争;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不见可欲,使心不乱。是以圣人之治:虚其心、实其腹,弱其智、强其骨,常使民无知无欲,使夫知者不敢为也。为无为,则无不治。”老子认为,不刻意纳贤,民众就不会彼此戕害相争;不稀罕稀有的物品,民众就不会偷盗。看不见引人欲念的东西,心就不会离乱。所以圣人治国:应弱化民众欲念,饱实民众口腹,弱化民众名利想法,宣传强身健骨的好处,就能使民众没有欲念和争斗,那些自作聪明的人也不敢胡作非为。无为而治,国家就无所不治。

不尚贤,使民不争;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资料图)

我们再看孔夫子对治国的看法。“子曰:‘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孔子说:“用政法来诱导他们,使用刑罚来整顿他们,人民只是暂时地免于罪过,却没有廉耻之心。如果用道德来诱导他们,使用礼教来整顿他们,人民不但有廉耻之心,而且人心归服。”

再有,“季康子问:‘使民敬、忠以劝,如之何?’子曰:‘临之以庄,则敬;孝慈,则忠;举善而教不能,则劝。”意为:季康子问道:“要使人民严肃认真,尽心竭力和互相勉励,应该怎么办呢?”孔子说:“你对待人民的事情严肃认真,他们对待你的政令也会严肃认真了;你孝顺父母,慈爱幼小,他们也就会对你尽心竭力了;你提拔好人,教育能力弱的人,他们也就会劝勉了。”

还有,“季康子问政于孔子曰:‘如杀无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对曰:‘子为政,焉用杀?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季康子向孔子请教政治,说道:“假若杀掉坏人来亲近好人,怎么样?”孔子答道:“您治理政治,为什么要杀戮?您想把国家搞好,百姓就会好起来。领导人的作风好比风,老百姓的作风好比草,风向哪边吹,草向哪边倒。”

由此可见,孔子有着积极入世观,认为上层阶级必须对下层民众进行教化和指导。这与老子的想法的截然相反的。

不仅孔子有积极入世观念,春秋战国时期诸子大都提倡大刀阔斧进行改革变法,施行强国富民的法令,如《韩非子》:“今贱臣之愚计:使人使荆,重币用事之臣,明赵之所以欺秦者;与魏质以安其心,从韩而伐赵,赵虽与齐为一,不足患也。二国事毕,则韩可以移书定也。”韩非子献策于王曰:派人出使楚国,厚赂执政大臣,宣扬赵国欺骗秦国的情况,给魏国送去人质使其心安,率韩伐赵。即使赵与齐联合,也是不值得担忧的。攻打赵、齐的事完了后,韩国发一道文书就可以平定的。

在战国末期,周王室衰微,诸侯混战,在各国不断变法求新,富国强兵的历史大流里,若继续“无为而治”,不进行改革,那么只有不进则退,国将亡矣。何况欲望是人的正常需求,过度压抑人的需求,不利于人与社会的和谐发展及进步,所以,老子“无为”之“变”,是不通行与现实社会的。

老子“无为”之“变”,是不通行与现实社会的(资料图)

老子的“无为”思想是当时大环境里“有为”思想的“叛乱”。这种“逆反”思维从何而来,我认为,这与老子的经历大有关系。

与没落贵族孔子,韩王室诸公子之一韩非子,甚至“小生产劳动者”墨子不同,老子生于陈国苦县,既不是上层贵族或士大夫出身,也不是劳动生产者,这就使老子不具备“复兴周王朝”、“积极入仕重振家业”,抑或“加快社会阶层流动,改变下层劳动人民地位”的使命感。

再有,其母望子成龙心切,请一精通殷商礼乐的商容老先生教授。老子热爱大自然,常观世间万象。他白日积极向学,入夜观天文地理,勤学好思,日以继夜。因为,手不释卷又热爱自然的老子更善于与“物”打交道,享受山林宁静之乐,多于入仕改革。

后来,老子被荐为守藏室吏。老子博览泛观,渐臻佳境。与尔虞我诈的纷扰乱世相隔,老子独居一隅,潜游书海,难免生出隐退于乱世,“无为”而治之心。因而,反常理而行之,变有为成无为,就有迹可循了。

可是,老子的“变”法并非所有都是变而通的,变而不通亦无可厚非。老聃此“变”并不“通”于当时的乱世,也许只能成为个人“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的一种平定内心的方式。

我们要以辩证的观点看待前人的思想结晶,结合现实社会的实际情况论证其是否可行,取其精华,明辨优劣,吸收前人的积极思想,让我们采取更恰当的方式“通”行于人生百“变”。(编辑:若水)

作者简介:叶嘉怡,就读于广东某大学,倾心传统文化,喜好老庄之学。

(本文为“道化天下 世界玄同”道学全球有奖征文比赛作品,未经授权不得转载,文:叶嘉怡,原标题为《<道德经>的“变”与“通”》。)

编辑:小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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