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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建章:在线旅游价格趋同后,服务是关键;城镇化要扩大大城市规模

2016-11-24 19:11:50

  

  梁建章:携程旅行网联合创始人,曾担任携程CEO,现任公司执行董事长。携程是国内最大的在线旅行服务平台。同时,梁建章还在斯坦福大学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他专注于人口问题研究。

  ►11月16日,在上海携程总部大楼内,接受新京报专访后仅几个小时,携程就发布公告,公司任命了新的CEO职务,之前担任董事会主席兼 CEO 的梁建章,只担任公司执行董事会主席,专注于公司的创新、国际化、技术、投资和战略联盟。

  和携程一楼大厅循环播放的“携程在手,说走就走”的广告语一样,梁建章似乎又要开启一段“说走就走”的旅程。

  上一次是2006年,在携程上市三年的时间点,梁建章离开公司,去美国读书。关于那次的选择,梁建章解释是“那时候我们已经把对手收拾的差不多了”。

  这次离开持续了7年时间,2013年,携程这家之前把竞争对手收拾的差不多了的企业,在掌舵人远离后,患上了七年之痒的顽疾,“大公司病”愈发明显,移动端进展缓慢。

  梁建章2013年初回归携程后,重整公司架构,改善激励机制,激发内部创新。2015年,携程战略投资艺龙、去哪儿网。

  对于当下携程最大的担忧,相契合“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古语,梁建章依旧还是担忧公司的竞争力问题,不过,这一次,并不是把竞争对手收拾的都差不多了,相反,梁建章认为,“好在还有一些竞争对手,所以需要通过压力提升自己的能力”。

  在企业家中,梁建章是一个“另类”,其经常在公共政策方面发言,自己在网站开有专栏,关注的话题涉及人口政策、城市规划、户籍改革和教育公平等多个领域,且很多观点和当下现行的政策是相悖的。

  “虽然刚开始家人也担心。”梁建章说:“但是根据我自己的研究,我认为我的结论是正确的,而且很多事情是可以说服的。”

  其将在公共政策领域的呼吁归结于一场冒险,“就像创办企业一样”。

  在梁建章为放宽二胎呼吁的时候,独生子女政策似乎没有动摇的可能,“但是辩论了几年后,大家观念就被说服过来,政策也随之改变”。

  梁建章希望能去影响一些观念,“虽然有些话题现在说有些敏感,但过几年可能就会转变”。

  企业家的身份之外,梁建章不自觉的承担公共知识分子的责任。

  曾经在北大任教一年的梁建章,认为教授更多的是观察者,企业家则能够将想法通过企业实践,“携程就是我的一个实验”。可以预见,专注创新之后的梁建章,或许会围绕着携程做更多的创新。

  新京报:近期,携程投资了旅游百事通,该公司在线下有五千家门店。在向线下布局发那个面携程的后续计划还有哪些?

  梁建章:线下跟线上结合还是一个比较大的趋势,我们一直是做线上的,把线下的资源整合做深,基本上是无缝的连接,让客人一下子就能够获得每一个线下环节的信息,完全是透明的,而且没有时间延迟。

  我们在收购一些线下的营销公司或者渠道,或者是线下的地接社,都会把他的信息跟我们平台进一步结合起来。

  新京报:这个过程对于整个行业而言,会带来哪些变化?

  梁建章:对于整个行业效率更高,整个产业链都会变得是非常的自动化、透明化。客人也会更加准确的获得旅行的信息进行买卖,整个的效率会随着越来越自动化而提高。

  新京报:2015年,携程也投资了很多公司,包括艺龙、去哪儿,甚至还有一些租车行业的公司,到目前为止这些公司在整个大的集团平台下整合的情况是怎样的?

  梁建章:整合的都在进行,总的趋势当然还是我们信息平台的打通,然后效率的提升。按照这个趋势,我们在不断深入的去进入我们的供应链各个环节。无论是通过信息的整合还是股份的整合,都是达到提升整个产业链效率目的的。

  新京报:后续的投资并购会有哪些侧重点?

  梁建章:我们继续这个逻辑不会变,同时会花更多的一些去看一些海外的机会。

  新京报:未来几年在线旅游行业有哪些机遇和挑战?

  梁建章:机遇是会有,因为整个行业还是在快速增长,整个中国这么多不同行业里面,应该是成长最稳定也是最快的一个行业之一。但要是说颠覆性的爆炸这也很难说,因为旅游还是相对传统行业。

  我觉得总体来说应该没有问题的,但一些突发性的政治事件或者恐怖袭击,可能会影响一些区域的旅游业发展。

  新京报:今年初旅游行业一个大事情可能是多家航空公司暂停了和去哪儿的一些合作。现在回过头来看,您怎么看待这件事情,对公司当时和现在有哪些影响?

  梁建章:我觉得也不是什么坏事。航空公司会更严格做价格规范的政策,不太允许说降价,是统一的价格。

  去哪儿以前就会有更灵活的促销,现在这些价格都比较一致。对消费者来说,他就会更倾向于去关注,比如说服务、品牌等其他的一些方面,对我们来说也不是什么坏事,我们机票量还是在快速的增长,包括去哪儿,经历过一段时间的下跌之后,又恢复到一个增长的路径。

  新京报:那从这件事情你觉得对于携程来说,获得了哪些经验?

  梁建章:跟航空公司的合作方面,我们还是需要不断的把功课做深,我们为航空公司提供很好营销渠道的补充,为客人是提供全面的服务。

  现在价格的竞争就弱化了,对一些以往传统小的代理来说,确实是失去了以前唯一的一个竞争优势,对于像携程这些大的公司来说,就会把重心放在服务上。

  新京报:2006年的时候,您去斯坦福大学求学,为什么选择在那个节点出去?

  梁建章:那时候我们已经把对手收拾的差不多了,是一个相对挑战比较小的一个时期。

  新京报:2013年回归是哪些原因促使的?

  梁建章:那个时候携程碰到了一些挑战,移动互联网起来以后,携程的份额被一些新的公司侵蚀,价格战、平台战打的火热,移动端的竞争也非常激烈。

  新京报:当时携程反应比较慢的原因有哪些?

  梁建章:优势保持的时间比较长、比较大,大公司舒服日子过的多了,新问题冒出来的时候,就没有很快的反应机制。

  新京报:你回归后是怎么改变这些的?

  从大的公司战略来讲的话,移动化、平台化、毫不留情的价格战,这些都是在公司层面采取一些新的策略。

  但是还是会有很多双方互相掐架的情况,最后当然还是消费者得益。

  梁建章:全面放开是大势所趋,但光放开二胎肯定还是不够的。

  另外在城市规划方面,需要规划更多的教育资源,减少外来务工人员在城市落户的阻碍。这些阻碍导致他们的小孩跟父母分开,这样的话父母也不可能生太多小孩,也不可能给小孩带来很好的成长的环境。

  同时要更加的公平的分配教育资源,教育资源应该跟着人走,而不是限制在原来的户籍,按照户籍来分。

  新京报:您提到的解决方式,和当前大城市限制外来人口存在的冲突,您觉得造成冲突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梁建章:还是对人口政策存在误区,认为大城市存在的一些问题,可能是因为人口太多造成的,其实是城市规划不足导致的。如果认识到大城市应该会是一个需要有这么多人口,那么规划方案就会不一样。

  另外,有的政府,认为人就应该固定在一个户籍地。其实人口的迁徙是减少贫富差距最根本的手段,如果把人固定在固定在乡村、小城镇、小城市的话,是非常不利于减少贫困人口的,贫富差距也不利于大城市的创新。

  中国的贫富差距最主要的原因不是像其他的西方国家一样,种族、或者是文化方面的差距,而是城乡之间,尤其地区之间差距,解决地区差距的话,不是把钱扔到农村,而是农村人能进城。

  大城市在各方面的效率都会比小城市要高,中国如果一定是要发展小城市,造成的后果,现在看到的就有小城市房子大量过剩,很多工业园区没有人去。

  基础设施西部搞了很多,但利用率非常低,其实是巨大资源的浪费。还造成很多留守儿童,不光是农村,小城镇里面也有很多的留守儿童,这是对人力资源巨大的浪费跟损失。

  所以这个要改变,城镇化不是要发展小城镇,而城镇化应该要发展大城市,这是一个需要扭转过来的一个误区。

  现在城市规划的技术手段完全能达到,就看城市规划者有没有眼光、有没有远见去做这件事。

  

  中国方面,我觉得是2015年放开人口政策,2016年大城市又严格限制人口政策,这可能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信号吧,这对未来对中国什么影响的话,还是拭目以待。

  新京报:你觉得2017年还是会继续延续这个吗?

  新京报:2017年哪项改革措施是您最关注的

  梁建章:人口政策,我觉得有进一步放开的空间,2017年二胎的数字一些出来后,会看到是要进一步放开还是全面放开。

  新京报:您所在的行业你觉得2017年会有哪些变化和机会?

  梁建章:2017年应该是旅游进一步发展,尤其是海外旅游,包括入镜的旅游都有可能比较大的发展,因为中国这两年海外航线也开了很多,到中国来的成本也会降低,人民币也会比较便宜,所以其实入境游也会有比较大的机会。

  文|新京报记者朱星

  编辑 | 尹聪 美编:俞丰峻

编辑:小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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